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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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
“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天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避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她们不理他。他走出门,一口气跑下楼去。
他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是乱烘烘的。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
“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没有回答。他无目的地走着。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
“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只坐了一个客人,穿一件旧棉袍,头发长,脸黑瘦。那个人埋着头喝酒,不理睬旁人。“我去拼个位子,”他低声自语道,就走进去,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
“来一杯红糟!”他大声说。堂倌送来一杯酒。他马上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进到肚里,一股热气冒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文宣,”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唤他的名字。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一时认不出是谁来。
“你认不得我?你吃醉了吗?连老同学——”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
“柏青!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你做了什么事?还不到一个月!”他问着,他有点毛骨悚然了。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嘶声回答,还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笑得象在抽筋似的,牙齿黄得可怕。
“不要这样说,柏青,你是不是生过病?”他关心地问,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
“病在这里,在这里!”那个人用手指敲着前额说。
“那么,你不要喝酒了,快回家去休息,”他着急地劝道。
“我要吃,吃了酒才舒服啊,”那个人狞笑地答道,却并不去动面前的酒杯,那里面还有大半杯酒。
“那么你快喝干,好回家去,”他催促道。
“家!我哪里还有家?你要我到哪里去?”那个人冷笑说。
“你住的地方,我陪你回去,”他说。
“我没有住的地方,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那个人生气地答道,突然端起杯子,把酒一口喝光了。“痛快!痛快!”他大声说。“我白读了一辈子书,弄成这种样子,真想不到!你知道我住在哪里?有时候我睡小客栈,有时候我就睡马路,我还在你们大门口睡过……”
“你喝醉了,不要多说,我们走罢,”他截断了那个人的话,一面站起来叫堂倌来把两个人的酒钱收了。他拉着那个人的膀子,接连说:“走,走。”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那个人不停地摇头说,不肯站起来。
“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他说。
“好罢,”那个人站起来,身子摇摆一下,又坐下了。“你先走罢,我多坐一会儿,”那个人痛苦地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到我家去坐坐,树生还一直记挂你的太太,”他温和地说,刚说出“太太”两个字,他马上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便闭上嘴不作声了。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能到你家里去!”那个人说,两腮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埋头看看自己的胸膛,右手五根手指在旧棉袍的油腻的前胸上敲了两下:“我穿这样的衣服。”摸摸下巴:“我这样的脸貌。”又摇摇头:“不,我不去。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柏青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管这些?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都不理我,也好,横竖我已经死了,死了。”最后勉强笑了笑:“你回去罢,不要理我。啊,刚才你还说,你们都记挂我内人。你们都记得她,我怎么能够忘记她!”
汪文宣掉转头看了看四周,几张桌子上客人的眼光全向着他的同学。他脸红了。
“快走罢,那些人都在看你,”他低声催促道。
“看我?让他们看罢,我们都是一样,”那个人抬起头望着他,两眼射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眼光,“到冷酒馆来吃酒的就没有一个快活的人。你也一样。”汪文宣听见这句话,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仍旧低声在催促:“不要说了,我们走罢。”
“势利,势利,没有一个人不势利!”那个人只顾自己地说下去。“我把人看透了。我那些老朋友,一年前我结婚,他们还来吃过喜酒的,现在街上碰见,都不理我了。哼,钱,钱!”勉强做出轻蔑的笑容。“没有人不爱钱,不崇拜钱!我这个穷光蛋!你死罢,最好早点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好!”忽然站起来:“我跟你去看看大嫂。我内人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要到府上去拜望大嫂,现在……”说不下去开始抽泣了。
汪文宣拉着那个同学的膀子走出了酒馆。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同学忽然站住,说:“我不去了。”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他问。
“我也不知道。你不要管我,”那个人坚决地说。
“柏青,这样不行,你到我家里去住一晚罢,”他同情地劝道,又把那个人的膀子拉住。
“不!不!”那个人摇头说。
“柏青,你不能这样,你该记得你从前的抱负,你振作起来罢,”他痛苦地大声说。他只想哭。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刚刚要转进他住的那条街,那个人忽然固执地大声说:“不,我要走。”又说:“你放我!”挣脱了他的手,那个人就跑下马路朝对面跑去。
“柏青!柏青!”他失望地唤着。他要跑过去追那个人。他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接着一声可怖的尖叫。他的眼睛模糊了,他仿佛看见一辆大得无比的大卡车在他的身边飞跑过去。
人们疯狂地跑着,全挤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十字街口马上围了一大群人。他呆呆地走过去,站在人背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觉得一个可怖的黑影罩在他的头上。
“好怕人!整个头都成了肉泥,看得我心都紧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
“我说象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应该行驶卡车。这个月辗死好几个人了。前天在小十字辗死一位年轻太太,那才惨!车子也是逃掉了,还跌伤一个警察,”另一个声音说。
他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恐怖地、痛苦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喉咙哑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他一脸。他心里难过得厉害。他浑身发冷。
他悄悄地离开人群走回家去。没有人注意他。只有一个声音伴送他到家。那个熟习的声音不断地嚷着:“我完了,我完了。”
他推开房门。电灯相当亮。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她放下书抬起头看他,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亲热地问了一句:“你又到冷酒馆去了?”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费力地吐出一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母亲从里屋跑出来,大声说:“宣,你回来了!”
“什么梦?你怎么了?休息一会儿罢,”妻温和地说。
他想答话。但是那声可怕的尖叫还在他的脑子里震响。他的精力竭尽了,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努力支持着。两对急切、关怀、爱怜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答话。他一着急,嘴动了,痰比话先出来,他的心在燃烧。
“血!血!你吐血!”两个女人齐声惊呼。她们把他搀到床前,让他躺下来。
“我完了,我完了,”他迷迷糊糊地念着那句可怕的话,脑子里还响着那声尖叫,眼泪象水似地流下来,他觉得他再没有力气挣扎了。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
“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天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避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她们不理他。他走出门,一口气跑下楼去。
他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是乱烘烘的。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
“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没有回答。他无目的地走着。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
“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只坐了一个客人,穿一件旧棉袍,头发长,脸黑瘦。那个人埋着头喝酒,不理睬旁人。“我去拼个位子,”他低声自语道,就走进去,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
“来一杯红糟!”他大声说。堂倌送来一杯酒。他马上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进到肚里,一股热气冒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文宣,”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唤他的名字。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一时认不出是谁来。
“你认不得我?你吃醉了吗?连老同学——”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
“柏青!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你做了什么事?还不到一个月!”他问着,他有点毛骨悚然了。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嘶声回答,还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笑得象在抽筋似的,牙齿黄得可怕。
“不要这样说,柏青,你是不是生过病?”他关心地问,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
“病在这里,在这里!”那个人用手指敲着前额说。
“那么,你不要喝酒了,快回家去休息,”他着急地劝道。
“我要吃,吃了酒才舒服啊,”那个人狞笑地答道,却并不去动面前的酒杯,那里面还有大半杯酒。
“那么你快喝干,好回家去,”他催促道。
“家!我哪里还有家?你要我到哪里去?”那个人冷笑说。
“你住的地方,我陪你回去,”他说。
“我没有住的地方,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那个人生气地答道,突然端起杯子,把酒一口喝光了。“痛快!痛快!”他大声说。“我白读了一辈子书,弄成这种样子,真想不到!你知道我住在哪里?有时候我睡小客栈,有时候我就睡马路,我还在你们大门口睡过……”
“你喝醉了,不要多说,我们走罢,”他截断了那个人的话,一面站起来叫堂倌来把两个人的酒钱收了。他拉着那个人的膀子,接连说:“走,走。”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那个人不停地摇头说,不肯站起来。
“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他说。
“好罢,”那个人站起来,身子摇摆一下,又坐下了。“你先走罢,我多坐一会儿,”那个人痛苦地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到我家去坐坐,树生还一直记挂你的太太,”他温和地说,刚说出“太太”两个字,他马上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便闭上嘴不作声了。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能到你家里去!”那个人说,两腮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埋头看看自己的胸膛,右手五根手指在旧棉袍的油腻的前胸上敲了两下:“我穿这样的衣服。”摸摸下巴:“我这样的脸貌。”又摇摇头:“不,我不去。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柏青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管这些?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都不理我,也好,横竖我已经死了,死了。”最后勉强笑了笑:“你回去罢,不要理我。啊,刚才你还说,你们都记挂我内人。你们都记得她,我怎么能够忘记她!”
汪文宣掉转头看了看四周,几张桌子上客人的眼光全向着他的同学。他脸红了。
“快走罢,那些人都在看你,”他低声催促道。
“看我?让他们看罢,我们都是一样,”那个人抬起头望着他,两眼射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眼光,“到冷酒馆来吃酒的就没有一个快活的人。你也一样。”汪文宣听见这句话,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仍旧低声在催促:“不要说了,我们走罢。”
“势利,势利,没有一个人不势利!”那个人只顾自己地说下去。“我把人看透了。我那些老朋友,一年前我结婚,他们还来吃过喜酒的,现在街上碰见,都不理我了。哼,钱,钱!”勉强做出轻蔑的笑容。“没有人不爱钱,不崇拜钱!我这个穷光蛋!你死罢,最好早点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好!”忽然站起来:“我跟你去看看大嫂。我内人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要到府上去拜望大嫂,现在……”说不下去开始抽泣了。
汪文宣拉着那个同学的膀子走出了酒馆。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同学忽然站住,说:“我不去了。”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他问。
“我也不知道。你不要管我,”那个人坚决地说。
“柏青,这样不行,你到我家里去住一晚罢,”他同情地劝道,又把那个人的膀子拉住。
“不!不!”那个人摇头说。
“柏青,你不能这样,你该记得你从前的抱负,你振作起来罢,”他痛苦地大声说。他只想哭。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刚刚要转进他住的那条街,那个人忽然固执地大声说:“不,我要走。”又说:“你放我!”挣脱了他的手,那个人就跑下马路朝对面跑去。
“柏青!柏青!”他失望地唤着。他要跑过去追那个人。他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接着一声可怖的尖叫。他的眼睛模糊了,他仿佛看见一辆大得无比的大卡车在他的身边飞跑过去。
人们疯狂地跑着,全挤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十字街口马上围了一大群人。他呆呆地走过去,站在人背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觉得一个可怖的黑影罩在他的头上。
“好怕人!整个头都成了肉泥,看得我心都紧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
“我说象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应该行驶卡车。这个月辗死好几个人了。前天在小十字辗死一位年轻太太,那才惨!车子也是逃掉了,还跌伤一个警察,”另一个声音说。
他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恐怖地、痛苦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喉咙哑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他一脸。他心里难过得厉害。他浑身发冷。
他悄悄地离开人群走回家去。没有人注意他。只有一个声音伴送他到家。那个熟习的声音不断地嚷着:“我完了,我完了。”
他推开房门。电灯相当亮。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她放下书抬起头看他,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亲热地问了一句:“你又到冷酒馆去了?”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费力地吐出一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母亲从里屋跑出来,大声说:“宣,你回来了!”
“什么梦?你怎么了?休息一会儿罢,”妻温和地说。
他想答话。但是那声可怕的尖叫还在他的脑子里震响。他的精力竭尽了,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努力支持着。两对急切、关怀、爱怜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答话。他一着急,嘴动了,痰比话先出来,他的心在燃烧。
“血!血!你吐血!”两个女人齐声惊呼。她们把他搀到床前,让他躺下来。
“我完了,我完了,”他迷迷糊糊地念着那句可怕的话,脑子里还响着那声尖叫,眼泪象水似地流下来,他觉得他再没有力气挣扎了。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