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六章 交州之行（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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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州气候湿热，光照充足，降水充沛，最早在十九世纪中，台湾开始种植三季稻，并传入大陆南岭以南部分地区。由此可见，相较于北方干燥而四季分明的气候，江南、尤其是岭南地区，植物的生长便更加迅速，相应的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也就更短。
得益于这里优渥的气候条件，在岭南种植农作物的时候，基本不需要如北方那样精耕细作，甚至种子种下去之后不用管它，只是这种粗放的经营模式便赶得上北方粟米的亩产量。当然，这亩产量与后世动辄八百公斤乃至成吨的杂交水稻，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这种优渥的自然条件，使得岭南人民的生存压力较之北方要好得多。历史上，常常听说北方连年大旱，而两江却一直是天下粮仓，占据了朝廷赋税的半壁江山。两江尚且如此，两广只有更甚。
只是江南虽好，却并非历史上中国人最初的历史源头。与湿热的江南相比，中原地区有大河流过，是历史上连绵长久的粮食产区，也是当时中国人口最为稠密，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更是长久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他们极聪明，却需要生产工具，需要与其他人团结协作，否则便一无是处。随着剩余产品与阶级的产生，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城市开始出现。而城市的建设并非人们依靠着本身的自觉性来完成的，必然需要一个首领，督促、领导着人们建设城市。因此，郭斌认为部落领导者的出现、阶级的产生，要早于带有高大围墙并有一系列功能的城市的出现。
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逐渐摆脱了蒙昧而站在了地球食物链的顶端，猛兽的侵扰在人类的安全问题上便逐渐弱化了。然而，随着猛兽对人类安全威胁的弱化，城市的围墙却并未取消，反而越建越高。从简易的篱笆墙到低矮的土墙，再到砖墙、石墙，其作用毫无疑问便是为了应对异族人的入侵。对人类的生存威胁最大的，反而成为了自己的同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人本身永远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为人非但可以参加生产劳动，产生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加入军队，参与保卫家园的战争。因此一般来说，规模越大、人口越多的城市，经济便越是发达，其安全性也是越高。虽说兵贵精不贵多，可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句话基本是可以忽视的。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武器的杀伤力有限，便是再厉害的人也打不过一拥而上的几十个人，所谓的一个打十个大约只存在于电影之中，这在战场上基本是不会出现的。当然到了热 兵器时代，一挺重机枪甚至可以在几分钟内干掉几千人，那却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湿热的环境虽然有利于农作物的生产，却也是微生物滋生的温床，尤其是南方密布的丛林中，瘴气遍地，看不见摸不着的各种微生物所引发的各种疾病使得南方人口数量较之北方要少了许多。人口少，经济、文化自然也会落后，因此古代中国便形成了以中原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中心的现状。
在郭斌看来，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沿革，使得气候条件更加优渥的南方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北方。后来，由于北方的战乱等原因，曾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的高 潮。它们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宋朝靖康之乱以后。
在历史的留白处，这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虽必然伴随着数量极为庞大的迁移人口的死亡，却实实在在地刺激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得瘴气遍地的南方成为鱼米之乡。在南迁的人口中，除了饿死的，最多的恐怕便是因病去世之人。然而，微生物也需要湿热的生存坏境，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涌入，人们通过烧荒的方式开垦土地，非但草木中的蛇虫鼠蚁被赶跑，病毒、细菌与寄生虫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也被破坏殆尽。就这样，人类通过这种伤亡极大的直接对抗的方式，在付出了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宝贵生命后，终于在中国南方立住了脚跟。
因此，人口南迁是一项艰难复杂而充满危险的工程，它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郭斌想过将黄巾俘虏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南方去，利用南方优渥的气候条件开垦荒地，将南方变成一个大粮仓，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可是在左思右想，想清楚了上面的问题后，他最终只能放弃了。
作为对汉末三国尚算得上了解的文学爱好者，郭斌知道能够称霸北方的，未必可以得到南方。汉末之所以会形成三足鼎立的状况，很大程度上便是南北地域差异造成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赤壁之战，无疑是这个情况最全面的展现。
赤壁之战中曹魏的战败，从战争发展的历史的角度来讲，是旧有战争模式对新型战争模式的失败。因为到目前为止，卷帙浩繁的兵书战策，练兵用计、排兵布阵的法门和经验绝大多数的对象都是陆上的战争。
这些大规模战争的经验，大多来自春秋战国与楚汉相争，而春秋战国时期数不清次数的战争，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北方的。最为靠南的吴国或者楚国，其国土的最南端也不过是到了长江流域附近罢了。因此，在赤壁之战中，几百、近千年来先人们积累下来的陆地上大军交战的战争经验非但对于曹操没有丝毫帮助，反而像紧箍咒一般禁锢着他的思想。
所以，这对水战一无所知的曹操在面对庐江人周瑜的时候，还想要仗着麾下的“百万雄师”荡平江东，已经是痴人说梦了。
正是因为对于赤壁之战的一点粗浅的认识，此时的郭斌已然意识到，为了日后的需要，为了维持天下的统一从而避免北方骑马民族的入侵，他必须要从此时便要开始培养自己的水军人才，而要说水军，居于首位的当然要数长年累月与大海打交道的交州人了。
连年的战争，使得中国秩序混乱，非但中央政府失去正统地位，便是各地的豪族也在城头一次次变幻的军旗中被压榨得油尽灯枯。为了政治的正确性，他们不得不一次次站队，非但仓廪中的财物，便是族中的子弟也会在一次次的战队中损耗殆尽。
正是因为难以形成可以迅速统一天下的强有力的军事集团，才使得南方可以凭借着淮水与长江的天险，阻挡住北方力量统一的步伐。而正是因为南北的常年对峙，再加上六出祁山等所谓的统一战争，逐渐拖垮了南北双方的国力，从而使得北方的游牧民族可以乘虚而入，汉民族首次面临着亡族灭种的危机。
这不是要贬低诸葛亮或者姜维北上抗战的行为，也不是想要说明赤壁之战孙吴的不正当性。面对别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战争，每个人都有奋起抗争的权力。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权位，为了千秋霸业，亦或者为了大汉朝廷的正统延续，诸葛亮、周瑜们有一万个理由誓死抵抗曹魏南下的军事行动。面对死亡的威胁，为了后世的名声和今生的禄位，无论是孙权还是刘表，亦或者是刘备，在道路走尽之前没有人会束手就擒，绝大多数人会奋起反抗，这才是最符合人性逻辑的选择。
只是无论他们如何优秀，都始终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始终跳不出那个时代的桎梏，看不到百年之后从遥远的北方给汉民族带来的巨大威胁，又或者是即便想到了却又被逼得不得不那么做。没有人想做失败者，在任何一个正常人的心中，即便是要面对塞外骑马民族的压力，这个民族英雄也应当由自己担当，没有人会束手就擒。
郭斌想要避免五胡乱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伤害，想要尽量减少其对中国生产力和知识文化的巨大破坏，从而使得中华民族跳出二百余年必要发生一次大动乱的魔咒。他相信，只要避开这个循环，避开这个必将使中原许多技术和文明成果毁灭在战火中的噩梦，中国便一定可以跳过波浪式前进的魔咒。
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经历了许多王朝，中华文明也是起起落落。这虽然使得中国人在自我标榜的时候，可以说出诸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存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这样极富逼格的话来。然而在郭斌看来，中华文明在这两千余年的起起伏伏中，虽然有文化上的辉煌和技术上的进步，当然也有制度上的健全与创新，给后世子孙留下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积淀，却总是逃不过原地踏步的命运。
每个王朝末年的一次次的战乱，使得中原文明每隔两百余年便要遭遇一次残酷的阉割。那些前人们费尽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财富，累积下来的技术，总要在这一次次阉割之中失去一大部分。这可能是某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确实存在的强大力量，为了保持地球上的平衡、为了减少有限资源的享用人口所采取的手段，可是郭斌无法接受。他想要帮助这个古老而善良的民族跳出这个循环，尽快踏上文明发展的高速列车。
郭斌从未否认过，自己虽并不甚狂热，其实却是个民族主义者。
交州气候湿热，光照充足，降水充沛，最早在十九世纪中，台湾开始种植三季稻，并传入大陆南岭以南部分地区。由此可见，相较于北方干燥而四季分明的气候，江南、尤其是岭南地区，植物的生长便更加迅速，相应的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也就更短。
得益于这里优渥的气候条件，在岭南种植农作物的时候，基本不需要如北方那样精耕细作，甚至种子种下去之后不用管它，只是这种粗放的经营模式便赶得上北方粟米的亩产量。当然，这亩产量与后世动辄八百公斤乃至成吨的杂交水稻，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这种优渥的自然条件，使得岭南人民的生存压力较之北方要好得多。历史上，常常听说北方连年大旱，而两江却一直是天下粮仓，占据了朝廷赋税的半壁江山。两江尚且如此，两广只有更甚。
只是江南虽好，却并非历史上中国人最初的历史源头。与湿热的江南相比，中原地区有大河流过，是历史上连绵长久的粮食产区，也是当时中国人口最为稠密，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更是长久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他们极聪明，却需要生产工具，需要与其他人团结协作，否则便一无是处。随着剩余产品与阶级的产生，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城市开始出现。而城市的建设并非人们依靠着本身的自觉性来完成的，必然需要一个首领，督促、领导着人们建设城市。因此，郭斌认为部落领导者的出现、阶级的产生，要早于带有高大围墙并有一系列功能的城市的出现。
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逐渐摆脱了蒙昧而站在了地球食物链的顶端，猛兽的侵扰在人类的安全问题上便逐渐弱化了。然而，随着猛兽对人类安全威胁的弱化，城市的围墙却并未取消，反而越建越高。从简易的篱笆墙到低矮的土墙，再到砖墙、石墙，其作用毫无疑问便是为了应对异族人的入侵。对人类的生存威胁最大的，反而成为了自己的同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人本身永远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为人非但可以参加生产劳动，产生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加入军队，参与保卫家园的战争。因此一般来说，规模越大、人口越多的城市，经济便越是发达，其安全性也是越高。虽说兵贵精不贵多，可当人口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句话基本是可以忽视的。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武器的杀伤力有限，便是再厉害的人也打不过一拥而上的几十个人，所谓的一个打十个大约只存在于电影之中，这在战场上基本是不会出现的。当然到了热 兵器时代，一挺重机枪甚至可以在几分钟内干掉几千人，那却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湿热的环境虽然有利于农作物的生产，却也是微生物滋生的温床，尤其是南方密布的丛林中，瘴气遍地，看不见摸不着的各种微生物所引发的各种疾病使得南方人口数量较之北方要少了许多。人口少，经济、文化自然也会落后，因此古代中国便形成了以中原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中心的现状。
在郭斌看来，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沿革，使得气候条件更加优渥的南方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北方。后来，由于北方的战乱等原因，曾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的高 潮。它们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宋朝靖康之乱以后。
在历史的留白处，这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虽必然伴随着数量极为庞大的迁移人口的死亡，却实实在在地刺激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得瘴气遍地的南方成为鱼米之乡。在南迁的人口中，除了饿死的，最多的恐怕便是因病去世之人。然而，微生物也需要湿热的生存坏境，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涌入，人们通过烧荒的方式开垦土地，非但草木中的蛇虫鼠蚁被赶跑，病毒、细菌与寄生虫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也被破坏殆尽。就这样，人类通过这种伤亡极大的直接对抗的方式，在付出了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宝贵生命后，终于在中国南方立住了脚跟。
因此，人口南迁是一项艰难复杂而充满危险的工程，它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郭斌想过将黄巾俘虏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南方去，利用南方优渥的气候条件开垦荒地，将南方变成一个大粮仓，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可是在左思右想，想清楚了上面的问题后，他最终只能放弃了。
作为对汉末三国尚算得上了解的文学爱好者，郭斌知道能够称霸北方的，未必可以得到南方。汉末之所以会形成三足鼎立的状况，很大程度上便是南北地域差异造成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赤壁之战，无疑是这个情况最全面的展现。
赤壁之战中曹魏的战败，从战争发展的历史的角度来讲，是旧有战争模式对新型战争模式的失败。因为到目前为止，卷帙浩繁的兵书战策，练兵用计、排兵布阵的法门和经验绝大多数的对象都是陆上的战争。
这些大规模战争的经验，大多来自春秋战国与楚汉相争，而春秋战国时期数不清次数的战争，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北方的。最为靠南的吴国或者楚国，其国土的最南端也不过是到了长江流域附近罢了。因此，在赤壁之战中，几百、近千年来先人们积累下来的陆地上大军交战的战争经验非但对于曹操没有丝毫帮助，反而像紧箍咒一般禁锢着他的思想。
所以，这对水战一无所知的曹操在面对庐江人周瑜的时候，还想要仗着麾下的“百万雄师”荡平江东，已经是痴人说梦了。
正是因为对于赤壁之战的一点粗浅的认识，此时的郭斌已然意识到，为了日后的需要，为了维持天下的统一从而避免北方骑马民族的入侵，他必须要从此时便要开始培养自己的水军人才，而要说水军，居于首位的当然要数长年累月与大海打交道的交州人了。
连年的战争，使得中国秩序混乱，非但中央政府失去正统地位，便是各地的豪族也在城头一次次变幻的军旗中被压榨得油尽灯枯。为了政治的正确性，他们不得不一次次站队，非但仓廪中的财物，便是族中的子弟也会在一次次的战队中损耗殆尽。
正是因为难以形成可以迅速统一天下的强有力的军事集团，才使得南方可以凭借着淮水与长江的天险，阻挡住北方力量统一的步伐。而正是因为南北的常年对峙，再加上六出祁山等所谓的统一战争，逐渐拖垮了南北双方的国力，从而使得北方的游牧民族可以乘虚而入，汉民族首次面临着亡族灭种的危机。
这不是要贬低诸葛亮或者姜维北上抗战的行为，也不是想要说明赤壁之战孙吴的不正当性。面对别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战争，每个人都有奋起抗争的权力。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权位，为了千秋霸业，亦或者为了大汉朝廷的正统延续，诸葛亮、周瑜们有一万个理由誓死抵抗曹魏南下的军事行动。面对死亡的威胁，为了后世的名声和今生的禄位，无论是孙权还是刘表，亦或者是刘备，在道路走尽之前没有人会束手就擒，绝大多数人会奋起反抗，这才是最符合人性逻辑的选择。
只是无论他们如何优秀，都始终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始终跳不出那个时代的桎梏，看不到百年之后从遥远的北方给汉民族带来的巨大威胁，又或者是即便想到了却又被逼得不得不那么做。没有人想做失败者，在任何一个正常人的心中，即便是要面对塞外骑马民族的压力，这个民族英雄也应当由自己担当，没有人会束手就擒。
郭斌想要避免五胡乱华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伤害，想要尽量减少其对中国生产力和知识文化的巨大破坏，从而使得中华民族跳出二百余年必要发生一次大动乱的魔咒。他相信，只要避开这个循环，避开这个必将使中原许多技术和文明成果毁灭在战火中的噩梦，中国便一定可以跳过波浪式前进的魔咒。
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经历了许多王朝，中华文明也是起起落落。这虽然使得中国人在自我标榜的时候，可以说出诸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存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这样极富逼格的话来。然而在郭斌看来，中华文明在这两千余年的起起伏伏中，虽然有文化上的辉煌和技术上的进步，当然也有制度上的健全与创新，给后世子孙留下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积淀，却总是逃不过原地踏步的命运。
每个王朝末年的一次次的战乱，使得中原文明每隔两百余年便要遭遇一次残酷的阉割。那些前人们费尽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财富，累积下来的技术，总要在这一次次阉割之中失去一大部分。这可能是某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确实存在的强大力量，为了保持地球上的平衡、为了减少有限资源的享用人口所采取的手段，可是郭斌无法接受。他想要帮助这个古老而善良的民族跳出这个循环，尽快踏上文明发展的高速列车。
郭斌从未否认过，自己虽并不甚狂热，其实却是个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