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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二十六章.三件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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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逸和海棠下榻酒店之后,就与新世纪拍卖行的台北分部公司取得了联系,从他们手中获取了这次拍卖珍宝的部分资料。

    按照资料显示,这次拍卖的珍宝有一百五十多件玉器金石,三百多件书画古籍。可能当年从大陆逃离台湾,那些笨重的古玩比较难带,因此就把一些分量较轻,携带方便的书画古籍带多了些过来。这可不是开玩笑,要知道当初国民党政府甚至想要把笨重的“司母茂大方鼎”搬运到台湾,就是因为太重而作罢。

    林逸毕竟在书画古籍方面的鉴定能力要比金石鉴定能力深一些,因此很快就大致鉴定出了这些书画古籍藏品的大致价位,再根据历年来拍卖会上给出的价码,制订了竞拍时的浮动策略。

    这些书画古籍中,即将上拍的三十件藏品中,林逸最看好的是一幅清代晚期的抄写手卷,手卷作者是清末代状元刘春霖。

    刘春霖善书法,尤以小楷为著。小楷笔力清秀刚劲,深得世人推崇。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之誉。出版有《大唐三藏圣教序》、《兰亭序》等小楷字贴多部;大字法贴亦有出版。而这次拍卖的就是他亲自手书的小楷手卷《大慈大悲观音经》。

    要说这手卷除了字迹俊美之外,也无甚特殊之处,可真正懂行的人就不这么看了。为什么?因为幅手卷乃是刘春霖为慈禧老佛爷亲自书写的,并且是他在被钦点为状元后,沐浴更衣,守斋念佛七日后才一气呵成书写完毕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的人就都知道,刘春霖的这个状元,当年可是慈禧老佛爷钦点的。

    话说光绪三十年,恰好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当时称为“万寿节”,普天同庆。科举考试自然也不例外,朝廷特例加试“恩科”。因适逢甲辰年,所以这一科便叫做甲辰科。这次恩科参加殿试共有二百七十三名贡生。经过大比,最后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

    此外,参加殿前考试的贡生还有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沈钧儒等人。来自直隶肃宁的刘春霖以会试第十七名的身份状元及第,而谭延闿、朱汝珍等人是因姓名、籍贯与状元无缘。消息传出后,朝野轰动。各种关于这位末代状元产生的传闻,给这次科举考试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

    原来,在会试中考中第一名是湖南茶陵人谭延闿,在殿试时,由于他本人的谭姓与参加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同,担心慈禧太后怪罪,主考官们在给慈禧太后的10张考卷中,没有把他列进去,而是将朱汝珍列为头名。就这样,谭延闿因为姓氏不仅与状元无缘,而且连榜眼、探花也擦肩而过。

    当时,慈禧太后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见该卷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一看落款,心头阴云顿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清远人朱汝珍,这让慈禧太后不禁想起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这些人都出自广东,在慈禧太后看来广东是频出叛逆的地方。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个“珍”字,“朱”与“诛”同音。联想起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良变法,“朱汝珍”这三个字一下子便触动了慈禧太后那根敏感的神经。于是她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换上了原是殿试第五名的刘春霖。

    这刘春霖擅长小楷,在当时书法界颇有名气,恰好慈禧又性喜疏淡清新字体,所以当翻开直隶肃宁刘春霖的试卷之后,自是大为欣赏。同时,这一年又逢大旱,朝野上下急盼一场春雨。而“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加之其籍贯为直隶肃宁,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慈禧在刘春霖的殿试卷名字上,点上了一点朱红,名列榜首,状元及第,一时名扬天下。而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被点为榜眼了。

    事后,作为鱼跃龙门的新科状元,刘春霖为了表达对慈禧老佛爷的钦点之恩,就奉诏为她老人家七十大寿书写了这卷《大慈大悲观音经》。

    慈禧笃信佛教,因此在得到这卷收书后喜欢不已,不仅在上面刊上了自己的私人印章“慈禧皇太后之宝”朱文大印,还亲自用笔在手卷后面,补画了一幅观音大士的画像,而那观音大士的模样竟然是按照她本人画的。可以说,这件手卷因为有了慈禧这位大名人的书画手迹,而价值倍增。

    林逸研究过以前的拍卖报告,慈禧太后的书画作品以前经常被藏家所忽略,可能源于慈禧本身不招人喜欢,祸国殃民,再加上人们向来对她的书画水平有偏见,因此她的书画作品拍卖价格都不算太高。

    但是喜欢读书的林逸却记得清楚,《清宫遗闻》记载有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忽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大字。慈禧绘画书法基础并不太好,只是天资聪颖,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摸索,进步很大,尤其是缪嘉蕙等著名画家入宫指导后,书画水平日进。师从名画家缪嘉蕙,在慈禧的书画生涯中,无疑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不过也给后人一个猜测:会不会慈禧的书画作品都是缪嘉蕙捉刀的呢?事实上,现在有人也是认为慈禧不学无术,在书画艺术上很难达到那么高的水平,包括有些拍卖公司,也偏向认为慈禧的大部分书画作品都不是她亲手完成的。因此开出了很低的拍卖价格。比如说,在2004年她隶书《寿》轴,拍出16.5万元;楷书《延欢纳豫》横幅,拍出2.75万元。

    但在林逸看来,慈禧花那么多精力投入书画中,难道仅仅是附庸风雅、欺世盗名?又或是有些人说的为了送给大臣忙不过来叫人捉刀?以他来看,这些说法并不太可信。林逸情愿认为慈禧身体力行创作了那些作品。接触过创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敝帚自珍的感受,就是无论自己写得多差画得多差都会好好珍惜自己的作品,但也不会去拿别人的作品盖上自己的印玺。

    慈禧作为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她并不需要去讨悦任何人,写一下字绘一下画大多都是自我娱乐。何苦为了一个虚名费那么大劲呢?所以在林逸看来,实际上很多标明慈禧太后的作品,十有八九都是她的真实水平。

    因此,林逸很是看好这幅手卷的拍卖潜力,看现在的拍卖标价,才2万左右,在林逸眼里,就算是200万也是值得的。因为如今国内有很多新兴的富人阶级,对于书画品质的要求不高,相反,开始对名人手迹特别感兴趣,尤其那些在中国历史上权威显赫的,更是备受追捧。无疑,清朝状元,和大清慈禧太后这两个名人构成的手卷,足以吸引那些有钱人的目光。说白一些,他们要的不是艺术品位,而是名人的人气。

    ……

    除了这卷《大慈大悲观音经》手卷外,林逸还着重盯上了两样藏品,一件是清初刻本《文木山房诗说》;另一件是明代徐渭的书画作品《墨葡萄》。

    先说那部《文木山房诗说》,作者是一位经常被忽略的文学牛人,他就是吴敬梓。说起吴敬梓,人们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他那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却不知道老吴还是个学术高手,尤其在诗词方面颇有建树。

    自近代以来,学界都以为《文木山房诗说》早已遗佚,深为遗憾。直到1999年6月,有人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文木山房诗说》抄本,继而文坛大振。

    可是眼前这部却是比抄本更加珍贵的清代刻本,那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部著作并没有真的遗失,只是没被人发现而已。最关键的是,吴敬梓太出名的是《儒林外史》,使得这件拍品的定价也不很高,才3万左右,可以说,也是个捡漏的潜力股。

    再说那个徐渭书画作品《墨葡萄》,作为明朝的“梵高”,徐渭一辈子也是疯疯癫癫,直至穷困潦倒,死前只有一条狗相伴,床上连一张席子都没有。

    徐渭窝囊地活了一辈子,也穷了一辈子,死后他的书画作品才真正地大放光芒,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也正因为如此,徐渭的书画作品一直拍价不低,可是这幅《墨葡萄》,却只定了10万元的拍卖价,林逸查了多方资料才发现,原来徐渭的《墨葡萄》不仅仅有这么一幅,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馆藏,和浙****藏两件。

    怎么会这样?到底哪件是真,哪件是假?因为徐渭的名气实在太大,历代以来赝品数量也是多之又多,估计连这位拍主也拿不准自己这件到底是真货,还是假货,所以就暂且定了10万元的起拍价,准备观望。

    但在林逸看来,这幅作品无论是从立意,还是笔法,都很符合徐渭的风格,真的程度要稍高一些,因此也是个可以捡漏的潜力股。

    ……

    对于林逸给出来的鉴定和建议,海棠是全部接受的,一方面是出于对林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林逸的鉴定能力在哪儿搁着。

    不过海棠在收到林逸的鉴定结果后,还是和公司其他鉴定师给出的意见对比了一下。

    最终,林逸的鉴定建议还是最完善,并且最符合这次公司的竞拍需要。

    可是就在海棠准备招呼公司的人,按照林逸给出的鉴定结果,继续跟进的时候,却突然收到消息,拍卖方竟然把其中十几件藏品撤拍了,而里面恰恰就包括有林逸标明可以重点“捡漏”的三样藏品。

    怎么会这样?

    就算海棠再怎么精明也想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最后还是疏通关系,找到了知情人,这才知道,原来藏主遇到高人指点,说那些拍品没必要公开拍卖,完全可以在一个小圈子内进行疯狂竞价。

    这样做不仅可以省去一大笔手续费,还可以观察那些竞拍者是有实力的,进而建立联系,达成以后的合作意向。

    当海棠明白这个情况后,不禁傻了眼,既然人家没通知自己,岂不是说还没开始,新世纪公司已经被排除在了竞争之列?!(未完待续。)